有兩種建築物的功能,可以直接拯救許多人的性命,第一種是醫院,不過再來的答案就不容易猜到了,因為它需要在特殊的時空,才能發揮效用。第二種建築物,屬於中國的領土,卻不在中國境內。

 

在內地遊歷時,我喜歡尋求一份壯闊的天地之美,所以戈壁大漠,永遠是可以縱情大喊大叫的地方;當然走入具有文人情懷的山水園林,我的心中也會在沉澱中體悟到生活可以更恬淡更無爭。可是人生還有一個更高的層次,足以讓你活得更坦蕩更激昂,那就是愛人與助人,甚至是在第一時間,直接挽救他人的性命。那一天,好友與我談及這份熱血奔騰的心情時,我們正好站在日本神戶港的中國領事館舊址。

 

百年前的清朝領事館官員是寂寞的,他們蓄著被外國人暗自譏笑的長長髮辮,以笨拙的英語腔調周旋於外交使節的宴會上。當他們帶著微醺的醉意,走出了奧地利或是法蘭西的領事館時,回頭一望山坡下的神戶港,滿目盡是找不到任何情感寄託的大海孤寂;好不容易走入小巷,尋著暗黃的燈光,看到了熟悉的中國領事館,哪怕它只是一棟二層樓高的迷你建築,心中還是有一份感動,要趕緊走進這個家,看看進門以後的青花大瓷瓶,看看滿室鋪開的金黃色天津地毯,然後用手撐著結實的紅木太師椅,一吐思鄉與國力不再的怨氣。

 

在國際法上,一國的領事館被視為該國主權的延申,所以在神戶這塊面積約五十平方米左右的中國領土上,官員們盡力維持館內的優雅與潔緻:高度及人的青花瓷在百年後,仍可從飽藍的釉色中展現一份文化的豐滿;它讓我感受到只要一種顏色,中國人就可以從其中淬練出花鳥山水、淬練出穿越時空的雍容。然後輕輕走在天津地毯上,你會體驗龍飛鳳舞的奔放,彷彿悠游於中國的黃土大地。如果有人譏笑百年前中國駐外官員的無能,應是時代沒有給予他們表現的機會,使得他們最後只能喪氣地坐在太師椅上,或是用力鎚擊拭亮如鏡的紅木桌面。

 

那天從神戶中國領事館走出,遠望奧地利領事館舊址時,好友問我:「你一生能拯救多少人從死神手上逃脫?」我一時答不上來。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你很難相信,中國領事館曾經救出的人命,可以勝過興建萬級佛塔的功德。」於是我一邊聽著他講故事,一邊靜靜吹著港邊微風,將思緒的時空拉到了1938年位於奧地利首府維也納的中國領事館。

 

1938年的奧地利並不能算是一個國家,它被德國併吞成為帝國下轄的一個省;這一年也是納粹德國開始迫害猶太人的開始;119起,當地有三萬名猶太人被關進了集中營。熟讀歷史的人都知道,集中營的待遇只有三種:被奴役而死、槍斃、以瓦斯集體悶殺。當時的猶太人雖然還不知道納粹的滅族手段,卻已經明白死神在遠處招手,離開奧地利已經勢在必行。但是當時歐洲處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尚未參戰的美國、加拿大及澳大利亞都不願意接受猶太人的移民簽證。

眼看著全家的生命都要不保了,一位17歲的猶太青年跑遍了維也納50多個領事館,全部無功而返。

 

今日維也納歌劇院的夜晚,一如當年帝國榮景在閃閃輝耀,圓舞曲的華麗與自在更使相信心靈可以在這兒,透過莫札特及約翰史特勞斯的天才光芒,得到豐富與自在。諷刺的是,在1938年的11月冬夜,那位猶太青年感受到的是迫害與被拋棄,白天身邊繚繞的鋼琴協奏曲成了催命符,傍晚的無聲街道仿彿隨時都會出現綁捆他的槍支與棍棒。他最後走進了中國領事館,一個在他的印象中殘存著一份衰老與落後的國家。

 

猶太人的上帝在哪裡?我不知道。但是!至少在1938年到1940年,祂透過中國領事館來顯現他的存在!青年人最後竟然在總領事何鳳山的同意下,為他的家族拿到了20份通往中國上海的簽證。這實在太不可思議了,歷史上的難得緣份,中國有機會幫助猶太人!當時已經關進集中營的人,只要拿到中國簽證,也一樣可以被釋放出來!最後多達1900位猶太人幸運離開奧地利,飛向中國上海。

 

不過當時37歲的何鳳山立刻面臨國際政治上的壓力,遠在德國柏林的長官要他停止派發簽證,他抗命!隨後他被檢舉貪污與販賣簽證,可是查無可查,只好還他清白。何鳳山似乎在當時成了猶太人的褓姆,不僅發出簽證,還常常以外交官的身份去照顧未出境的猶太人。維也納的領事館一樣有青花瓷,天津地毯與紅木桌椅,可是何鳳山沒有待在裡面當大爺,沒有為國家在中日戰爭的節節敗退而搥胸頓足;他選擇了助人與救人,讓中國領事館成為汪洋大海中的燈塔,也讓遙遠的中國寸土成了庇護猶太人的聖域。

 

政治上的「有權不用,逾期作廢」,講的是官場上的貪污弄權要及時。可是何鳳山在猶太人面臨納粹滅族時,善用自己權力的最大極限,讓外國人見識到中國人的濟世胸懷,遠遠超過他們的想像。什麼是愛國?在國外去救助外國受苦受難的人,在國內去救助孤苦無依的人,都是愛國的最佳方式。因為你付出真愛與不求回報,才會獲得別人的真正尊敬。所以每當有人問我:「什麼時候外國人才會放下高傲,真正去尊敬中國人?」我總是會反問:你開始懂得愛人與助人嗎?你開始發自內心,給予這個世界帶來一份溫暖與希望,願意為這個悲喜不一的世間,救助更多的人?

 

199710月,在美國舊金山的一位58歲婦人讀到了一則訃聞:中華民國前駐哥倫比亞大使何鳳山先生病逝於舊金山,享受96歲。「在他服務於維也納領事館期間,曾為許多猶太人核發簽證,幫助他們逃離納粹的迫害,前往中國上海。」這位婦人淚流慢滿面地說:「我終於找到何先生了!」原來她的父母得到何鳳山的幫助,在前往上海之後,生下了她。

 

婦人趕緊打電話給其他好友與長輩:納亞今年65歲,她到達上海時只有七歲;辛哈今年75歲,已是子孫滿堂;他們從小都視何鳳山為大恩人。父母過世之前,交待他們一定找到何鳳山,或是他的後代,務必表達他們永遠不忘的再造之恩。慢慢這件事引起了以色列政府的重視,原來中華民國曾有過一位這麼行事低調的外交官有著大恩於猶太人。2001123日,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猶太大屠殺紀念館舉行儀式,授予何鳳山「國際義人」稱號這是以色列授予外國人的最高榮譽;也是第一波的感恩行動。何鳳山的女兒何曼麗、兒子何曼德以及曾經得到何鳳山幫助的倖存者或後裔一共四百多人等出席了儀式。七年之後的2008年,感恩場景重回到了維也納。

 

2010年以色列駐台代表直接對中華民國政府提出建言,希望何鳳山的偉大事蹟能編入台灣的中小學教科書之中。以色列的一波波報恩,以及倖存者的第二代與第三代也紛紛加入了謝恩的行列,說明救人於危難間,論情論義,實在不是一世感恩就能回報。何鳳山當年所發出的救命簽證,現在被當成傳家寶在珍藏,更被尊稱為「生命簽證」。薄薄的兩頁簽證,換回一條條寶貴的生命,或許在何鳳山的心中,任何受到不義壓迫的人,就是他的同胞,就有必要把他們救出來。不管當年他的念頭是多麼地單純,這些「生命簽證」,就是充滿了對於生命的熱愛與尊重。

 

唯一遺憾的是,何鳳山在1960年代後期擔任哥倫比亞大使的任內,被控貪污而強迫退休,還被監察院彈劾,他忿忿不平,在1973年時遷居舊金山。這件事情使得中華政府雖然很想大力表揚何鳳山,卻受困於當年的舊案而動彈不得。而我始終相信,何鳳山是被官僚系統的一股黑暗勢力所陷害。

 

20065月在維也納,好友詢問要不要去尋找中國領事館的舊址,我覺得不必刻意。於是兩人靜靜坐在公園一角,望著遠方華麗的歌劇院,思索一份力量與感動。何鳳山的故事是一份傳奇,但是我期待更多這樣的傳奇,讓救人於危難的意志,成為一種習慣、一種魄力。時代雖然沒有辦法讓我們重新置身1938年的維也納,但是你我仍可想像自己的胸懷,就是一棟足以照顧天下蒼生的中國領事館,它不必在奧地利,也一樣有機會有能量。

 

「媽咪,中國在哪裡?上海又是哪裡?」這是當年在維也納機場,許多猶太裔孩子在登機前共同好奇的問題。 「孩子,那裡都是好人,那是上帝要我們去的地方。」千言萬語,媽媽的回答,讓何鳳山與中國領事館的努力,總是讓我感到溫暖與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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